博古，秦邦宪，总书记，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

洛甫，张闻天，书记处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

当时中央书记处只有四个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

项英留在了中央苏区，没有参加长征。

博古和张闻天的矛盾、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合作，人与人的关系将是促成遵义会议胜利转折的重要因素。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是我党的第一大重要转折，标志着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的形成，一举奠定了从1935年到1976年长达四十年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基石。

两个三人团

长征出发时，按照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的意见，毛泽东、张闻天等人都要分散到各野战军团中去。

毛泽东和张闻天商量后提出异议，让两人留在总部。

毛泽东邀约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起宿营，二人欣然同意。

于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走在一起，也形成了一个三人团。为同最高三人团相区别，毛泽东他们三人称为中央队三人团。

毛泽东同张闻天的合作，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张闻天同毛泽东走在一起不是偶然的。

张闻天已经被博古剥夺了参与最高决策的权力。红军战略转移前的准备工作以及所有高级领导干部的去留，都是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决定。

张闻天有权能做的事，只是提出中央政府随军转移的中级干部名单，交最高三人团批准。

当时担任教育人民委员的瞿秋白，被最高三人团列入留的高级干部名单之中。瞿秋白向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表示自己希望走。

张闻天很同情瞿秋白，向博古陈情，可博古一点没有商量余地，以病弱为由把瞿秋白留了下来。

张闻天感到自己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心里很不满意。

长征开始时的这种特定环境，给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个人提供了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的机会。

话题很自然地集中在不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原因上面。

张闻天向毛泽东、王稼祥谈了从福建事变到广昌战役自己同博古的种种争论，对李德、博古军事指挥上分兵把口、拼命主义等做法的不满。

毛泽东则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过程，同前几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对比，细致地分析李德博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

就这样，三个失意的人，一路随意交谈充分讨论，感情上更加亲近，思想观点上也趋于了一致。张闻天和王稼祥都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在主观方面，是军事领导上的战略战术错误所致。

遵义会议前的贵州黎平会议

遵义会议是在黎平会议上就决定要召开的。

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只开了一天，只解决了最紧迫的方向问题。因军情紧迫，黎平会议决定渡过乌江到达遵义后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

当然，主要是教训。

黎平会议当天，中革军委决定，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陈云，副司令员叶剑英。而原来军委两个野战纵队的司令员分别是叶剑英和李维汉，高级领导人们都在叶剑英的第一纵队里。

外国人李德对自己在黎平会议上的争论失败非常恼怒，不甘心放弃自己的战略方针，也就是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而博古，1934年11月底湘江战役惨败后，他就失去了军事指挥能力。博古总是一筹莫展，有时还用手枪对着自己的脑袋比画。

张闻天深为焦虑。让李德、博古继续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

在张闻天的心中，开始考虑更换军事领导了。

橘子熟了

1934年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

正是农历十月下旬，南方正值深秋，绿树上挂满了金黄橙红的橘子。

在一片茂密的橘子林里，王稼祥的担架放下来休息。

王稼祥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机炸伤的，弹片还在肚子里，长征中只能坐担架。

王稼祥连遵义会议都是躺在躺椅上开的。

毛泽东也坐着担架，他是恶性疟疾刚止住，体虚走不动路。

张闻天身体较好，主要是骑马行军。

此刻，张闻天和王稼祥头靠头躺在橘子林下，议论当前的形势，忧心忡忡。

王稼祥问张闻天，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

张闻天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

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张闻天的想法打电话告诉了彭德怀，然后又告诉了毛泽东。

消息很快传播开来，刘伯承等几位将领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占领遵义

10天后。

1935年元旦，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瓮安县猴场开会，猴场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不过乌江，不去川黔边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而要回头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强渡乌江，发布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在以后的行军路上，又停止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

李德在遵义会议前就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

1935年元旦，红军强渡乌江。

1935年1月7日凌晨，红军袭占遵义，一下子把十几万敌军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

追剿军总司令何键，率领20个团到常德与红二、红六军团作战去了。

刘湘的川军则摆在长江南部一线，不敢轻进。

至于粤军和桂军，贵州又不是他们的地盘，行动自然不积极，滞留在黔南榕江等地。

只有蒋介石的嫡系薛岳纵队和周浑元纵队比较积极，但被阻隔在乌江以南，难以很快采取行动。

这就为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供了条件。

遵义会议出席人员

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朱德、陈云、张闻天、周恩来、博古。

政治局候补委员；

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

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

以及：邓小平。邓小平当时是中央队秘书长，担任会议记录员。

遵义会议过程

会议由博古主持，他坐在长条桌中间的位置上，其他人随便坐。

聂荣臻脚伤还没有好，坐担架赴会。王稼祥腹部伤口未愈，不能久坐，躺在一张藤榻上参加会议。

正是隆冬季节，开会至深夜，屋里生了木炭火盆取暖。

遵义会议由博古的报告、周恩来的副报告开场。

党中央书记博古做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

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接着做副报告，着重就中央红军的军事战略和战术进行总结。

然后，张闻天首先站起来，做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这个报告，通称为“反报告”。

由张闻天站出来反对，是因为此时张闻天的地位远高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中，张闻天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而与周恩来相当。

?张闻天做“反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他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是中央队三人团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集体创作的，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导。

张闻天的“反报告”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

张闻天做完报告后，下一个发言的是毛泽东，他讲了一个多小时，集中在军事路线的错误方面。

紧接着是王稼祥发言。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报告，并提出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

1935年2月份陈云写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可见，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都支持了中央队三人团的提纲意见。

只有凯丰何克全一个人明确表达了不同意。

博古是不彻底。

李德则是完全的局外人了。

周恩来

周恩来是军委负责人，他在副报告中承认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批评了李德、博古的错误。对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王稼祥等的意见，他表示“完全同意”。周恩来也全力推举毛泽东来指挥红军。

林彪

军团负责人们也都赞同中央队三人团。只有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是个例外。林彪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左倾错误中，是一员干将，在会上被批判的短促突击等，是林彪鼓吹过的。所以他没有多讲话。

博古

博古是会上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他的态度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民主作风，一个共产党人的磊落态度。

博古也并非毫无自我批评精神，但限于当时还没有真正觉悟，所以他在报告中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

所以陈云的传达提纲说博古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可谓恰如其分了。

李德

李德完全处在被批判的地位。别人基本上都是围着长桌子坐，他则坐在房门口一个劲地抽烟。他听着伍修权的翻译，神情十分沮丧。

李德也曾发言，为错误军事路线辩护。李德的恶劣态度并没有阻挡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对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大人物的错误做出果断的、正确的批评和结论。

后来，李德在陕北时曾检讨过自己的错误。

?离开中国以后，终其一生，李德都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在晚年写的《中国纪事》中继续为自己辩解，把遵义会议歪曲为派别斗争，发泄自己对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的仇恨与不满。

遵义会议决定

1935年1月17日，遵义会议结束时，最后做了下列决定：

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这四个决定解读下来就是：

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这意味着将解除博古的党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张闻天再三推辞担任党中央总负责人，这个问题就暂时搁置了起来。

一直到1935年2月5日，中央纵队行军到云南威信的水田寨时，常委讨论分工，才确定由张闻天取代博古，接任党中央总负责人，即总书记。

取消最高三人团，正式撤销了李德的指挥权。

这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以此为起点，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了！

遵义会议后

遵义会议后，土城战斗失利后，博古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毛泽东坚持不能进攻打鼓新场，被政治局会议撤掉了刚被任命的前敌总指挥的职务。

张闻天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1935年3月12日在苟坝附近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议，成立一个新的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军事，成员为：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

毛泽东进入当时最为重要的军事领导机构，成为实际上的中央红军的军事统帅。

至此，遵义会议关于变换领导的决定最终完成，那就是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实际军事统帅毛泽东联手合作的局面。

毛泽东、张闻天的权威是在正确指挥军事行动，又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进行党内斗争的过程中树立起来的。

甚至在四渡赤水时，军中领导干部并不都理解信服毛泽东。林彪甚至建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来做前敌指挥。

一直到跳出包围圈后，1935年5月12日，张闻天在会理城外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怀疑和动摇。

通过会理会议，毛泽东用运动战摆脱重兵包围的方针得到确认，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地位才逐步巩固起来了。

再后面，那就是1935年6月的红一、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了。和张国焘的斗争大家都非常熟悉了。